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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佩定会长在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首页 > 中非合作圆桌会议 > 吉佩定会长在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1月21日下午,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在圆满完成了所有议程后闭幕。吉佩定会长在闭幕式上做了即席总结讲话。该讲话系根据记录整理,现刊发如下:

    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一次大会跟以往的大会一样,都为中非合作注进了新的动力。但是这次大会我感觉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大会的主题非常鲜明。这次大会是在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举行的。会议的主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与习近平主席在达累斯萨拉姆演讲中提出的中非是命运共同体、以 “真、实、亲、诚”阐述中非关系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二,政府职能部门给予支持的力度空前。不论是外交部、商务部、农业部以及其他的主管部门,还是海南省委、省政府以及省的职能部门都给予第四次大会非常有力的支持。万宁市一如既往以巨大的热情给大会提供有效保障。我代表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所有同志对支持大会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对海南省省委、省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以及万宁市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是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三,这次会议出席规格非常之高。非洲方面,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以85岁的高龄专程到中国来出席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昨天他在跟我道别的时候表示,如有需要,他愿意再来出席下一次大会。马里前代总统特拉奥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非洲驻华使节出席率也很高。中国方面,顾秀莲副委员长,黄孟复副主席以及差不多十名省部级领导同志出席并指导会议。第四,会议内容丰富、具体、务实。我们召开了大会,举办了中非企业家论坛,举办了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为进一步活跃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拓展中非合作领域,我们首次尝试举办了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书画研讨会,试图以此扩大中国同非洲之间的文化交往。
    这次会议的成功还体现在大会《新闻公报》上。这次公报写得非常具体,非常务实。这次新闻公报的起草吸收了非洲朋友的意见。在第二大会发表《万宁宣言》、第三次大会发表《新闻公报》的时候,非洲朋友们提出要充分征求非洲使节意见,我们觉得意见是对的。这次大会筹备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我们尽早起草了新闻公报的草稿,大概在这一次会议一个多月之前分别用英文跟法文两个文本送到非洲驻华使馆,诚恳地征求使节的意见,有的使馆认真的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意见。大会筹备小组特别是起草小组认真地采纳了意见,我觉得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是我们双方的事情,非洲朋友在上两届提的意见我觉得是对的,所以这一次新闻公报充分吸纳了中方和非洲朋友的意见。
    这次会议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当感谢所有非洲驻华大使,感谢中方参与筹备会议的同志。
    中国跟非洲的友好关系刚才我讲的是命运共同体,昨晚我在宴会上讲,中国跟非洲的关系是朋友、是兄弟的关系。中国跟非洲手挽手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昨天晚上在联谊会举行的晚宴上,我很动情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同非洲关系的历程。我以努乔马总统为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就认识这位非洲领导人,90年我到这个国家工作。最近在中非民间智库论坛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我讲中国同非洲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们支持非洲国家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实现国家独立。非洲的朋友在历史上遭遇了跟中国人民同样的命运。英国、法国、葡萄牙统治的一些非洲国家,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我们坚定地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斗争。几内亚、马里、加纳是最早获得独立的,紧接着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相继独立。1975年葡语国家取得了独立。1980年津巴布韦取得了独立。1990年纳米比亚摆脱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获得了国家的独立。这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我们支持非洲人民解放斗争,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独立。同时,我们也得到非洲朋友的大力支持,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昨晚我讲话中谈到努乔马总统。当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恢复它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努乔马总统高兴得在联合国总部跳起舞来,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就刊登西南非洲的叛乱分子为祝贺中国回到联合国而跳舞。70年代、80年代他的胡子是黑的,后来变成灰白,今天苍白了。这次他作为老朋友来出席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在中非关系的第一阶段,我们相互支持,我们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国家的独立,他们在关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像台湾问题,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等。第二阶段,2000年中非双方的政治家们通过他们的智慧创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创办这个论坛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解体,中国和非洲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发展经济;非洲需要稳定、需要发展。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建立之后,成为中非双方加强全面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多年来举行过多次会议,中非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中非贸易额快速增加,中国到非洲的投资、非洲到中国的投资在不断的扩大。这算是第二阶段。我认为,现在中国同非洲的关系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说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跟非洲需要携起手来为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金融秩序而做出努力。十多年前开始的国际形势重大变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西方国家经济占全球的比重在下降,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战略上犯了错误。美国9﹒11以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反恐扩大化,国内扩大了财政赤字。欧盟雄心勃勃东扩,把东欧的一些国家和南欧的一些国家吸收到欧元区,欧债危机困扰着欧洲。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力量在增强,在全球的比重在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格局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需要改变。在这个方面,中国同非洲有着共同的任务。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应当有着共同的担当,我们需要携起手来共同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局面。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几点想法。2010年,一批长期从事非洲工作的老外交官提出这个概念,搞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是出于对非洲的情感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热心企业家支持。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会,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扎实。今天下午我们要为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永久会址进行奠基,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将揭开新的一页。新的一页揭开了,一些问题也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定位。我觉得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它是一个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它要坚持现有性质,保持它的活力。去年7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苏州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外交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有政党外交、有议会外交,有非政府组织还有民间团体,应该是多元的也应该是立体的。我想中非合作圆桌会议一定要保持这个特色,只有保持这个性质它才有活力,只有这个性质保持了,我们才是真正地深刻地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第二点,中非合作圆桌会议要认真的意识到它是国家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的一个补充,唱主角的应该是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应该永远清醒热情地充当配角。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内容需要不断丰富,方式需要不断创新。它要紧密跟踪国际形势变化、中非关系的发展。第三点,我们要认真地考虑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可持续性。坦率的讲,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办得还是很艰难的,我们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拨款,就凭借着外交部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其他部门政策上的支持,以及我们中非合作圆桌会议企业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尤其是银赛控股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应该感谢银赛控股,应当感谢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常务理事会组成单位。关于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发展,我想我们应该开拓思路,首先要把圆桌会议本身搞好,你光轰轰烈烈开一个会,大家觉得没有意思,不能吸引人。好比一个漂亮的姑娘,你要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好,那么追求你的人就比较多。当然追求的人多了,自己不要丧失原则。所以中非合作圆桌会议可持续发展就在于你能不能凝聚中国跟非洲的企业,能不能给人家提供服务。对这些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应该为他们服务,人家进行了赞助就要给人家服务,这样才会有更多企业要求参加进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新闻公报头一句,即:“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我们衷心欢迎海南省人民政府参加进来,我们衷心欢迎海南省政府给予指导,给予我们多方的支持。他们的参加,他们的指导对于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讲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看好中国跟非洲的关系,我认为不仅仅出于个人的非洲情节,而是中国和非洲是命运共同体,双方需要相互合作和支持的地方很多。我们对中非合作圆桌会议要充满信心。杨国梁将军给我们这次会议书写了 “中非友好合作明天更美好”。我同意这个看法。只要我们认真的把握自己的定位,配合国家的战略,把我们宗旨认识清楚;只要我们认真的跟踪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只要我们认真办会、把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的工作做实,使其成为吸引和凝聚中国和非洲企业的一个平台,我想它一定会有生命力的。我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给予圆桌会议以支持,我也衷心的邀请各位为“中非友好合作明天更美好”而鼓掌,给予它以正能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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